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有好几次我都想和美国医生交流一下，然后听听她的意见，看下一步该怎么办，但这个想法随即被自己否定了。如果主动和美国医生交流，就会让她看出我心里没底，何况这个美国医生人到底怎么样，我心里并没有谱。假如她摸清了我的观点和言证，一股脑儿地都端给法官的话，那等待自己的，将是怎样一个结局！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始，我就已经感觉到了如此的孤独和无助。几天来，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常常是睡着睡着一个激灵就惊醒了，然后便是一整夜一整夜的失眠。连食欲都没有了，肚子根本就不觉得饿。
　　因为我的证词将决定安德雷斯的命运。
　　因为我的证词将改变美国医生对中国及中国医学的看法。
　　法官宣布开庭。
　　双方律师各自陈述了案由和理由，又进行了交流和辩论，之后，美国医生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，我最后出庭。
　　孙子曰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听完美国医生及其代理律师各自的陈述，我的心跳放慢了，心情平和了。因为美国医生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，无外乎是他们的治疗是标准的，这是世界标准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，医疗设施和医疗方法都相当落后，是不值一提的。
　　闯荡美国数年，对美国医生的理念已是了如指掌，美国医疗是生意，美国医生只有一个头脑——只接受过西医训练，同时，又只关心责任，而不关心治疗效果，美国在医疗上并没有真正的自由。换句话说，只要美国医生决定用这个方法治疗，他就会一治到底，中途绝不会改变治疗方法，至于你的死活，那是你的事。如果中途你想退出，对不起，没门。
　　轮到我作证。
　　进入证人席，举手宣誓，表示对自己所说的一切负责。
　　在众多美国同行面前，我缓缓说道：“我遥遥万里来美国作证，并不是想证明美国的治疗方法不好。美国有很多我的老师，我的很多知识和成绩都是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取得的。从感情上说我很爱美国人，中国人也很爱美国人。在这里，我只想证明我们的方法更有效……”
　　接下来，我援引大量的病例，说明化疗在治疗的同时会对病人产生危害。我们满腔热情给病人做化疗的目的，无非是想延长病人的生命，但实际上因为它的副作用，我们无意间却缩短了病人的生命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……
　　美国医生这时候站了起来，激动地说：“但我们的治疗是标准的，是正规的。”
　　我笑了：“所谓标准都是相对的。如果完全标准了，完全正规了，那美国为什么还要每年投入几十亿美金用在癌症研究上呢？这说明我们现有的方法是需要改进，需要提高的，否则的话，就不需要研究了。”
　　“那么，中国的其他疗法就比化疗先进吗？”
　　我也有些激动：“你们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，中国在搞改革开放，在飞速前进。毛泽东主席提倡‘洋为中用，古为今用’，也正是他鼓励我们医生中医学西医，西医学中医，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。我的这个‘缓释库疗法’也是这样的一个思想，是有机地、合理地把各种有效的方法融为一体。”
　　辩论丝丝入扣，句句切中要害，在心理上先胜出了美国医生几分。说到这儿时，法庭上的人都笑了，注意力开始集中到我身上。
　　接下来，我谈到：“在美国，医生都是至高无上的。医生的工资最多，医生的权威也最大，他只让病人执行他的命令。而在我们东平宝法医院却不是这样，它是医生和病人的一个合作过程。我们的治疗不是像美国一样，定下方案就一成不变了，而是根据病人的情况不停地调整，所以它的疗效要比别的方式方法好得多。我们的这个方法也是得益于毛泽东思想，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实践中的运用，化整为零，相互融合，灵活机动。并且，我们用的药都是美国发明的，已经有大量临床证明它的作用了，我们只是把这些抗癌药集合起来，集中放进肿瘤里，不让它扩散，所以就不存在副作用了……”
　　我是被山姆一家当作“秘密武器”出庭作证的，这已经使对方始料不及了，我又辩讲了一个小时，满庭的人听得聚精会神。
　　我的话音刚落，法庭上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山姆的律师也趁热打铁，并给了辩论焦点一个很好的定位：如果安德雷斯继续化疗下去，两三个月后就会死掉的。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作为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治疗方法。
　　一场珠联璧合的配合倾倒了庭内所有人，给安德雷斯主治的美国医生也哑然无语。这时，法官问美国医生：“你对于教授的言证有没有异议？”
　　美国医生无可奈何地回答：“目前我提不出什么异议来。”
　　法官又问了一些在美留学的情况，最后要求我提供各种履历及教育证书等相关材料，宣布休庭。
　　山姆激动万分，他断定法官已经完全被征服了。休庭后，他兴高采烈地带着我去吃了顿比萨，以示庆贺，借此释放了长时间的压抑和郁闷。
　　吃饭时我说：“山姆，你可以胜诉了。”
　　尽管山姆对赢得这场官司已经抱有很大希望，但期盼的胜利将至，又唯恐是一场空欢喜，因为他对这个“充满着恨”的法律依然耿耿于怀：“怎么可能呢，你怎么可能会已经知道结果的呢？”
　　“有两点可以断定。一是法官一直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，而对对方的辩讲不感兴趣；二是休庭时，法官要我递交我的教育简历等文件。这说明他是要核实这些证件，也说明我的证词是非常有力度的。如果他判你输，是没有这个必要的，也不必休庭，当时就可以判了。”
　　向法庭递交了我的证件和材料，第二天，我就飞回了中国。
　　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，2001年8月22日，法庭作出终审判决：批准山姆·科兰夫妇的要求，带孩子去中国治疗!
　　山姆在电话中激动地跟我说：“我感觉非常棒，我是在跟一个法律系统作对，我赢了，狠狠地踢了美国法律一脚，只用了一顿晚饭的钱。”
　　我也很兴奋，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在众多美国人面前单枪匹马、淋漓酣畅地展示了自己，这也许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　　官司打赢了,我把9岁的睾丸癌患者小安德雷斯从美国法庭上“抢”到了自己的医院里。运用“缓释库疗法”，小安德雷斯从地狱的门口被拯救了回来。
 
3.2生命还是美丽？一位美国女画家的故事

　　莫瑞尔·迪拉普兰(Muriel Deleplane)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人,美国著名女画家,擅长工笔、人物,已经80岁高龄依然泼墨不辍,其画作在美国有不小的影响力。
　　2003年4月，在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的病房里，莫瑞尔拿出已被美国国家邮政局印成明信片的画让我看时，我的心扉被画作的意境刺透。艺术是没有国界的，其风韵格调意味着超脱、不羁于凡俗，如临渊竹节，或削为笛或截为箫，或激越或凄清，胜若登山后的豁然开朗。但凡搞艺术创作的人都有些个性，但莫瑞尔老太太的个性，却让我们感觉到了什么是超凡脱俗。她说：“当不得不丧失自身的完美以换取继续生存的可能时，我宁肯放弃生命也要保留完美。”
　　一生追求艺术的莫瑞尔对美的追求是完美的，她有一颗修养极好的心灵。莫瑞尔在身患乳腺癌，医生建议将她的乳房切除时，做出了让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决定：为了保留女性独有的特征美，放弃治疗。也是为了保留住女性的美，她来到了中国。
　　对于莫瑞尔来说，这是一次对平凡美丽的不平凡拯救。
　　2002年6月，莫瑞尔感觉身体不适，后经几家医院诊断确诊为乳腺癌。入院治疗之初，由于对乳腺癌的治疗方法缺乏了解，莫瑞尔并不知道美国医生认为治疗乳腺癌的最好方法就是切除乳房。住院几天之后，医生告诉她，准备给她做乳房切除手术，但不能保证乳房切除了癌症就一定能治好。
　　莫瑞尔非常吃惊：“为什么要切除我的乳房？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治疗方法了吗？”
　　医生无奈地耸耸肩膀说：“莫瑞尔小姐，这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了，只有切除您的乳房，才能把病灶一起去掉。但我不敢保证它的成功率是100%，因为也有这样的病例，乳房被切除之后，过一段时候病灶又转移到别的地方了……”
　　莫瑞尔有些不知所措。
　　接受医生的建议做乳房切除手术吧，不但丧失了女性美，还不一定能彻底根治；不接受医生的建议又没有更好的办法……
　　考虑来考虑去，她还是拒绝了医生的建议，不做乳房切除手术。
　　美国医生觉得不可思议，劝莫瑞尔说：“如果您不做手术，癌细胞可能会进一步扩散，会危及您的生命的……”
　　莫瑞尔反驳道：“把乳房切除了，您就能保证我的生命不受损害吗？退一万步说，即使是保住了生命，乳房被切除了，您说那时候我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？我热爱生命，但更热爱美，我绝不会把乳房给切除的。”
　　莫瑞尔拒绝了这名美国医生，离开了这家医院。此后，她又辗转了数家医院，其结果都是要“切除乳房”。莫瑞尔非常失望，又开始试验了许多保守疗法，包括吃中草药，但病情却在一步步地恶化。
　　亲友们看着着急，也开始劝她去动手术，莫瑞尔不同意，对亲友们说：“上帝创造女人，给女人以乳房，就是让它来展示女性美的，而医生却要把它切除，这明明是犯罪，我不能支持他们去犯罪……”
　　2002年11月，莫瑞尔身上的肿瘤已经长得很大了，强烈的疼痛折腾得她寝食难安，苦不堪言。虽然她依然在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治疗，但并没有多少起色。
　　有一天，她在和朋友杰姆·布朗聊天时，杰姆告诉她，有一名中国医生叫于保法，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治疗癌症，效果非常好，已经有好多美国患者，经他治疗摆脱了病痛的折磨。
　　莫瑞尔一听，眼睛一亮：“这位中国医生现在在哪儿？我怎么才能找到他？”
　　杰姆几经周折找到了联系方式，然后通知了莫瑞尔。
　　莫瑞尔欣喜若狂，从内心感觉到上帝是公平的，并且对她格外偏爱。事后，莫瑞尔说：“自从我知道于教授的‘缓释库疗法’后，从内心感觉到上帝一直在催我：赶快去中国，到中国去……”
　　得到联系方法之后，莫瑞尔打通了我的手机。她向我诉说了自己的病况，并将所有检查结果、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（CT）胶片用电子邮件发到中国。
　　经过分析，莫瑞尔的乳腺癌虽然已到了晚期，不如早、中期好治疗，但用“缓释库疗法”依然能治。于是，我打电话给莫瑞尔：“莫瑞尔女士，我有95%的把握控制住您的癌细胞。您既用不着切去乳房，忍受身体上的残缺，也用不着做全身化疗，忍受身体上的痛苦，我能保住您的美。”
　　得到答复之后，莫瑞尔一刻也坐不住了。她一边从网上了解“缓释库疗法”及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的详细情况，为将来配合治疗做准备，一边着手做来中国的准备工作。
　　2003年初，莫瑞尔对亲友们宣布，她要到中国山东泰美宝法肿瘤医院接受“缓释库疗法”治疗。
　　听说莫瑞尔要到中国治癌症，亲友们坚决反对，理由是：第一，美国的设备和技术是最先进的，中国绝对不会超过美国，所以，这个“缓释库疗法”的可信度值得怀疑；第二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（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，以下简称非典）病毒正在全球流行。一位亲戚这样说她：“你要去中国，去那么落后的地方治癌症，本身就够疯狂的了。现在中国正在流行非典，你又选择这个时候去，简直是双倍的疯狂！” 莫瑞尔一时感觉孤立无援。
　　在这些反对的声音当中，独独有一个声音支持莫瑞尔到中国治疗，她就是莫瑞尔的妹妹毕佛莉。
　　毕佛莉·恩森（Bervely Ensian）是莫瑞尔的妹妹，小莫瑞尔两岁，退休前是一位会计师。她对亲友们说：“美国的设备虽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，但它却控制不了姐姐的病。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，文化底蕴丰富，重要的是中国有个于教授，掌握着治疗癌症的先进技术，所以我和姐姐一样相信中国，我认为姐姐的决定并不是发疯，而是上帝的安排。我不但支持姐姐去中国治疗，我还要陪她一块儿去中国！”姐妹俩力排众议，于2003年4月13日飞抵北京。
　　2003年4月13日，首都国际机场，乘客已经向出站口涌来，而来接机的我，匆忙之间却找不到打印着“莫瑞尔”英文名字的那张大大的纸了，我一时手足无措。
　　莫瑞尔姐妹俩坐在轮椅上被推出出站口，径直朝我而来。是莫瑞尔先开的口：“您是于教授吧？”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，莫瑞尔俩姐妹会心地笑了。莫瑞尔说：“我想象中的于教授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但在接机的人群里，我一眼就看出您肯定就是于医生！这是上帝的旨意！”
　　我不是基督徒，我不信上帝，但确实是受了莫瑞尔话语的感染，会心地笑了，事后觉得这事很是巧合和惊奇：“您总在说，是上帝一直在催促您来中国找我治病，从遥远的美国能找到我，又在众多的接机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我，真的是天意啊。”
　　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，与莫瑞尔之间一下子亲近了许多，莫瑞尔住进东平泰美宝法肿瘤医院之后，也得到了格外的关照。
　　莫瑞尔已经是乳腺癌晚期，肿瘤已经开始溃烂，散发着阵阵恶臭。事不宜迟，经过系统检查，就决定立刻用“缓释库疗法”进行治疗。
　　4月16日下午3点，随着缓释药物缓缓注入肿瘤内，莫瑞尔开始了她在中国为期一个半月的治疗历程。
　　治疗出奇得成功，莫瑞尔疼痛感在逐渐地消失，能正常进食了，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。
　　当我问及莫瑞尔患癌症后在美国及中国治疗不同的感受时，莫瑞尔感慨颇多：患上癌症之后，我才明白，癌症是一种慢性的消耗性疾病，有点像生了一个败家子，纵使你万贯家财，总有耗完的一天。让一个人耗尽精血，用尽体能而死，真不知这是谁的创意。
　　很多疾病都要人命，但患上癌症了才知道，那种立马见效的脑溢血、心肌梗塞，在癌症患者看来简直是温柔的。
　　癌症是真正的惩罚。
　　莫瑞尔还打了一个比方，说把一把椅子的其中一条腿弄坏了，一个好的工匠是设法把这把椅子的腿给修好，而不是把它给锯掉。她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医生，是在修复病人的伤痛，而不是靠再制造另一次伤痛来达到目的。
　　莫瑞尔选择中国是选对了，她得到了满意的治疗，也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　　住进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后，为了照顾她的饮食习惯，医院里为她订做了特制的饭菜，专门配了会说英语的护士为她做翻译、陪她聊天。她爱吃菠萝，但因为季节不对，医院又在东平农村，根本买不到，我就安排人专门从济南给她买来菠萝……治疗得当，精神愉悦，莫瑞尔的病情很快好转，身体状况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，以至于治疗一两个星期之后，莫瑞尔又重新支起了画夹，拿起了画笔。
　　莫瑞尔画的第一张画，是我的肖像。
　　每天，查完房之后，或偶尔有闲暇时，莫瑞尔总要把我留在病房里，仔细端详半天，然后开始动手画肖像。对莫瑞尔来说，平时画一幅人物肖像，一两天就完成了，而她给我画的肖像，却整整画了四十多天！而这四十多天每天要花七八个小时在这幅肖像画上。她说：“每次见到你，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，我必须把这些感受都融进画里。”否则，她自己是不会满意的。
　　我觉得这幅画作已经很逼真，而莫瑞尔却说，画作还没有完成，她还要继续画下去，她觉得某些神韵还没有画透。
　　我被莫瑞尔作为一名艺术家所表现出的执着深深折服了。
　　于是，每见到我一次，莫瑞尔就要把画作改动一次，这幅画总是画不完，所以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永远也画不完的画。我曾和莫瑞尔开过一个玩笑，说我的肖像在你的笔下诞生了，所以你就是我肖像的妈妈，所以也可以说就是我的妈妈了！
　　莫瑞尔爽朗地笑了，目光中充满母性的慈爱……
　　莫瑞尔曾经对我这样说过：“听说在日内瓦诺贝尔奖的颁奖大厅里，有一个座位始终空着，那是留给攻克癌症的人类救星的。我想，如果有一天这个座位有人坐了，那肯定会是您。”
　　我听了，也笑了。
　　时间一晃就是一个多月了，莫瑞尔在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的治疗非常顺利，她基本康复了。
　　莫瑞尔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，她说：“我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和照顾，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事实证明，于教授就是那个上帝派来拯救我的人。”
　　出院的前一天，莫瑞尔终于完成了那幅“永远也画不完的画”。
　　2003年8月12日，莫瑞尔怀着感恩的心专程来到济南。
　　在经十路我的办公室里，精神矍铄的莫瑞尔一袭黑色的长裙，画了淡妆，涂了银白色的指甲油，颈上是黄澄澄的项圈，手指戴了两只戒指。看到她你会忽略时间的流逝，你想到的全是时尚、美丽、活力等美好的词句。同几个月前相比，她精神了不少，面色红润，浑身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活力。看得出，对她的治疗非常成功。
　　“刚回国没两个月，怎么这么快又来了呢，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”我问她。
　　莫瑞尔笑了，笑得很慈祥：“我这次来到中国，一是为答谢保法肿瘤医院的医生们，来感谢您于教授的，我身体非常好，没有任何不适感；二是我要畅游中国，揽胜景解民情，近距离接触更多的热情好客的中国人。我通过来中国治病、通过中国医生，才真正认识了中国，中国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东西。”
　　言语中，莫瑞尔笑声朗朗，连我这个不善言笑的人都被她逗乐了。
　　

3.3终生难忘，我的好朋友杰茜

　　与别人不一样，我创业的第一笔钱，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借给我的。
　　认识杰茜（Joyce）老太太是在1990年，我刚刚租住第一个家的时候，房东家的前面有一个公园，那是一个很大的公园，叫前方公园（Frontier Park）, 环境很好，周末总有很多人在公园玩。　　
    周末，我经常去公园散步， 常常见到一群老人在练气功和太极， 这可是中国元素啊，这场面一下子吸引了我，我凑了过去。经过一番套近乎，我们聊了起来，教太极及气功的老师，是圣地亚哥的东方医学学院的教师，懂得中医，我们就开聊了。
　　因为我从小练武术，练气功和太极，就和老人们一块练起来。
　　有一天，杰茜找我：“保法，你能否帮忙教气功？气功大师休假，没人教了。”
　　“当然可以。”
　　我想，这样可以交些朋友，认识美国社会，是一个好机会。
　　开始没当回事儿，没想到这一教就是几年的时间，我教他们郭林气功和站桩，也叫鹤阳桩。大家很喜欢，每月每人交十元钱，几十人，这成了我的零花钱，给汽车加油的钱。在他们中间有些人是癌症病人，自然就聊到了癌症的治疗。
　　杰茜就是癌症病人，乳腺癌手术二十年，和她认识那年，她已经有肺部转移及口腔转移了，我就成了她的顾问。
　　杰茜，有智慧，人缘好，比较有钱，会弹钢琴，懂得中国茶叶，曾在大学教过中国的茶道。她身上中国元素很多，也会做些中国饭菜，经常请这些练气功的朋友到她家吃饭聊天。
　　我们还把气功编成了一个小册子，便于教授，供学员们参照。
　　每个周六，在公园都可以见到杰茜，一见面，她就会亲切地拥抱我，开始我不习惯，后来就习以为常了，那是一个美国妈妈的拥抱，很温馨，很亲切。
　　她是澳大利亚人，她的老公是美国海军军官，30年代中期，到澳大利亚执行公务时，他们相遇相爱了，杰茜跟随他来到美国，成家立业,生儿育女。
　　2000年杰茜的老公患了老年痴呆症，又得了食道癌，住进了老年公寓，他不愿受那手术放化疗的苦，在杰茜的关心呵护下，安心地去了天堂。
　　认识了杰茜，彼此谈天说地，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,知心朋友，什么都聊，一聊就是半天。
　　1997年我回国待了几个月，回到美国后的周六，就去公园练气功，看到了久违了的杰茜，她的气色异常的好，脸上白里透着粉色，泛着红光，蓝色的眼睛跳动着快乐的音符，比起以前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。
　　我问她，“嗨，杰茜最近咋啦，气色这么好？”
　　“啊，是啊，保法，我秘密地恋爱了，我已经坠入爱河，我们天天写信和打电话，好幸福啊。”
　　原来，杰茜也回澳大利亚探亲了，遇到她小时候的男同学，他曾经追过她，他的孩子大了，老婆死了。 这一对老朋友相遇了，一下子迸出了爱情的火花。
　　瞧，这就是杰茜，和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　　在圣地亚哥华人创业气氛的感染下，我经常想到我的未来，常和杰茜谈创业，智慧的杰茜太太，是我的智囊，免费的智囊。       
　　这期间，有个公司的老板找我来了，他叫罗伯特（Robert），台湾人，在美国很成功。我有一个药物载体的好项目，当我把简单的项目计划书给他看了后，他马上决定投资10万美元，占有50%的股份，我觉得这事可以进行。当准备注册公司时，罗伯特提出他要增加5万元的投资，多要1%的股份，成为51%的股东。我就和杰茜商量，她说：“不行，他要的是控股权。他投资的数目并不多，而开发药物研究需要很多的钱，15万美元根本不够。”她让我回绝了他，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，毕竟那个时候我非常需要那笔钱。
　　没过几天，杰茜来了，她决定借给我10万美元，“你自己开公司先用着。”写了一张纸的合同，马上就把钱给了我。
　　这就是我创业的第一笔资金。1999年当我的医院开业后，钱就如数地还给她了，也还了利息，但她把利息退了回来，她说：“那是给儿子的，不需要还息。”
　　杰茜，我的美国妈妈，我的老朋友，我感谢你。
　　气功班还在照常，一练就是二十多年，只是杰茜和我不参加了。杰茜，2004年因为癌症去了天堂，找她的海军老公去了。而我，因为在中国办了几家医院，整天忙碌着,很少回美国。
　　2010年秋天里的一天，是一个周六，在美国，开完学术交流会议，我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走着，抬头发现，我竟来到了那个曾有杰茜练气功的公园。
　　公园里仍然有一群老人，他们正在练气功，一招一式那么熟悉，噢，那正是我教的气功！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，仿佛看到了杰茜，她扭动着她那有些肥胖的腰身，认真地练着……等他们练完了，我上前攀谈，他们已经没人认识我了，这里也没有了杰茜，这气功班不知已经换了多少批人了。
　　但当我告诉他们，我叫于保法时，他们意外地欢呼雀跃，称我于老师，马上上前握手，问长问短。原来，美国人喜欢中国的气功，那本我编写的小册子，还在沿用，人传人，相互推广，成为一个圈子。
　　真是高兴，这样一个小小的气功练习班，生命力如此的强大，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，他们在公园的旁边种了一棵树，树上刻有她的名字——杰茜，以此来纪念她。
　　杰茜，不知你在天堂看到了吗？
　　杰茜在去世前，还专门与我通了一个长途电话，了却她心中对我的挂念，当时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
　　我们还聊了很长的时间，也聊了好多事情。
　　我告诉她：“我要回美国救你，我还有很多办法，你放心，保法一定能救你。”
　　她却说:“保法，我已经知足了，癌症30多年了，转移后也有十年，已经准备好了，我87岁了，儿女们都在我身边，我准备走了，我很高兴。”
　　这个时刻，我好心酸，我向她表示了遗憾和痛苦。
　　她却说，“保法，不要难过，这是早晚的事，我也准备了多年，你在中国好好干吧，不要影响你的工作，我爱你，保法。”
　　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告别，杰茜说“再见”，我也道了一声“再见”，不不，那不是再见，那是永别啊。过后我又想，杰茜也许说得对，就是“再见”，在天堂里我们会见面的。
　　杰茜平静地走了，有尊严地结束了生命，我们从此再也无法联系。
　　过了一个月，我回到圣地亚哥，专门到了她家，她的孩子们在拍卖她的东西，一些中国古董和瓷器,都是一些很值钱的中国物件。看着杰茜的相片，我觉得，她是那么的伟大，那么的可爱，她活得潇洒，死得有气魄，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，永远活在圣地亚哥的朋友心中。
　　再见了，我最好的美国朋友，我的长辈，我的智囊，再见了，我很想念你，没有你的帮忙，我可能就没有今天。
 
3.4美国人海勒的经历

　　海勒（Hella）的经历也挺传奇的，她顶着那么多的偏见和误解来中国治疗。
　　海勒是美国西部人，和丈夫相识颇有“泰坦尼克”的味道，两人也是在一艘船上认识，也是一见钟情，并很快坠入爱河。就在欢天喜地准备结婚时，他们却遭到了海勒家人的极力反对。
　　海勒家里非常富有，而她的丈夫当时却是一个穷光蛋，但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海勒最终还是冲破了重重阻挠，同丈夫走到了一起，并且相濡以沫，相伴一生。
　　几年前，海勒患上卵巢癌，并进行了卵巢肿瘤切除术，几年来情况良好，一直没有复发。可是到了2000年初，她又感觉上腹胀痛。经诊断，癌细胞又跑到了她的肝里。
　　两个心心相印的人相扶相携，一路走到人生的中年，这该是多么幸福、让多少人向往的事啊!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海勒却要丢下丈夫先行而去，丈夫怎么会甘心呢？
　　为了挽留海勒的生命，丈夫陪她走遍了加州的各大医院，但都被告知：海勒的病已经不治。对肝转移，美国医生也束手无策。
　　看着丈夫绝望、痛苦的样子，海勒开导他说：“我因癌症死亡要比其他死法好得多呢。能亲眼看着你为我伤心，那么爱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　　丈夫内心更加疼痛如刀割，他说：“我不能这样坐等着看你死去。你走了，我会很孤单的。”医院宣布海勒的病已经不治了，丈夫就在互联网上求助，希望能得到别人的帮助，同时，对网上的各个治疗机构进行访问。无意间，他发现了中国有个“缓释库疗法“，中国有个叫“于保法”的医生。
　　深沉的爱使丈夫不顾亲朋好友及医生的反对，带海勒来到中国。
　　2000年4月4日，海勒住进泰美宝法肿瘤医院，我亲自给她诊疗，首先给她做了全面的查体，查体结果是：卡氏评分（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标准）50分，腹水征（＋）。超声检查（B超）显示，肝左叶见4cm×4cm肿块，肝右叶见5cm×5cm及3cm×3cm两个肿块。腹水细胞学检查，找到癌细胞。
　　诊断结论：卵巢癌术后并肝、腹腔转移。
　　我对海勒的检查结果做了全面的分析，制定了详细的诊疗方案。在丈夫陪护下的海勒，做了“缓释库”治疗，其实，他们心里觉得希望不是很大，有点像“死马当作活马医”。
　　然而，海勒和丈夫都没有想到，经“缓释库”治疗了两个月后，2000年6月8日，再行超声检查时，肝内转移癌灶消失，也未发现新病灶，腹水消失。
　　此后，48岁的海勒身体也很快恢复了，不但衣食起居能自己料理，还能游泳、骑车等运动。海勒康复了。
　　亲人、朋友惊讶，连他们自己都惊讶。用海勒自己的话说，她完全是靠顽强的毅力坚持到保法医院的，没想到幻想中的幸运真的出现在自己的身上。
　　海勒觉得能来到中国太幸运了，更幸运的是，在他们人生的中年，她和丈夫又能相扶前行，共享天伦了。
　　她感激地称我是她的“神”，我笑着跟她说，“以后的恢复很重要，要靠你自己，只要你强大了，你就可以打败癌症。”
　　这下医院出名了，海勒体力恢复后，经常到街道上散步，街上的老百姓看到了“外国佬”在保法医院住院，都认为我“可真够牛的”。
　　东平热闹了，一些只在电视上看见过洋人的农民纷纷跑来：“看看外国人长得啥模样。”
　　海勒住进医院之后，他们夫妇两个依然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看不出一点儿愁苦的样子。有些人就觉得不可思议：都那样了，还吃得下去？
　　其实西方人对待病痛和死亡，内心是平和的，敢于正视，而中国人却正好相反，这是心态问题，也是教育问题。在国外，一个人从小就进行死亡教育，外国人非常平和地看待死亡，因为死亡也是人生的一部分。
　　海勒回美国了，她得以重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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