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然，以上几个事例都曾在历届全运会中发生过。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难题?奥运会已经为我们作出了示范。在热门项目或有著名运动员出场时，记者需要提前向组委会申请采访席位，比如游泳项目和有美国男篮出场的比赛，都是历届奥运会限制性采访项目，各家媒体需要预约，组委会会根据奥运会合作媒体、媒体知名度、东道主媒体、参赛运动员所在国家媒体的先后顺位来派发采访名额。

　　“追星”是公众的爱好，记者“追星”是他们的工作责任。所以杜丽赛后被记者狂追出1000多米;张琳赛后的发布会，新闻发布厅被挤爆了棚，这些都是记者责任心的体现，而作为赛会组织者，则应该提前作出预案。 “爱她就不要追她”(《齐鲁晚报》关于杜丽报道的标题)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 11运会最大的明星还未出场，当刘翔出现在11运会的跑道上，那股 “追星”的旋风会愈演愈烈。

　　联想到辽宁4年后承办12运会，我们在田径、游泳、乒乓球、羽毛球等“大腕”云集的项目上，能不能把记者席预留得多一些，在这些场馆新闻发布厅的设置上多动动脑子，从而让我们的赛会组织更专业一些。

大型赛会的组织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，它需要一支专业的团队来支撑。

　　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，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洲际综合性运动会。当时的女篮决赛，韩国队战胜了中国队，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，由于翻译不懂篮球术语，于是在教练评球时，翻译闹出了笑话：她把“人盯人”翻译成了“一个跟着一个”，对“二三联防”的翻译更是语不成句。好在有掌握外语的中国记者及时救驾，帮助眼泪都快要流下来的女翻译解了围。应该说，翻译是好翻译，但她不够专业。

　　17日去第11届全运会游泳馆采访当晚的决赛，由于记者席太少，又是摄影和文字记者混席，摄影记者的“大炮”挡住了文字记者的视线，文字记者的脑袋挡住了摄影记者的镜头;在举重馆，也是记者多席位少，记者挤到观众席看比赛，于是被持票的观众屡屡“请”出看台;在射击场地，由于有奥运冠军杜丽出场，200多名记者蜂拥而至，组委会中午只准备了30份盒饭，这使许多记者只能空腹苦等下午的决赛。东道主办赛会的热情没得说，但热情代替不了专业。记得北京奥运会时，每个场馆都配备从全国抽调的体育记者参与到赛会的组织接待工作，从而确保了北京奥运会各项赛事采访工作的平稳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