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象一

　　乡音未改

　　邓世还说，因为父亲工作关系（外交官），自己小时候见到外祖父的机会并不多。在她的印象当中，每次到外祖父家，伍光建多在书房埋头翻译工作，很严肃，说话很少。邓世还回忆说，外祖父一直说的是家乡话。

　　关于伍光建满口的“新会话”，邓世还从母亲那里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：当年，伍光建报考天津水师学堂，主考官是严复，有一道考题解答时说到“老鼠”这个词，他一口的家乡话，福建考官严复听不懂广东话，情急之下，15岁的伍光建便用手在桌子上灵活地表现了老鼠的形态，引得严复哈哈大笑，主考官们啧啧称赞“这个少年真聪明”。

　　印象二

　　因为近视没当海军

　　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，在20年办学时间内，培养了六届125名驾驶班毕业生，和六届85名管轮班毕业生。这些毕业生大部分成为海军界的栋梁，惟伍光建等少数人除外。对此，邓世还解释说：“那是因为外祖父眼睛近视得太厉害。”著名翻译家|公司特聘翻译

　　虽然伍光建在严复举荐下，被清政府派遣到英国伦敦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深造，但最后还是转为物理学的学习研究，在不断深化英语水平的同时，伍光建对历史、哲学、文学等其他学科都有广泛兴趣，开始着手翻译一些外国哲学、文学等作品。

　　印象三

　　热爱国学，翻译水平高

　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，伍光建被清廷选派赴日本，随清廷驻日使馆参赞吕秋樵先生（后成为伍的岳父）襄理洋务。吕秋樵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家，他对伍光建的翻译水平大加赞赏，但告诉他：“你应该打好国学基础，这样翻译的作品才会更富有语言魅力。”吕秋樵先生还亲自写一副对联鼓励他，这就是邓世还捐赠的、现存于市档案局的那幅“艾康万里，厉清八荒”对联。从此，伍光建非常刻苦学习国学知识，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哲学、历史、文学名著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既精通英语又精通国学的翻译家之一。

　　谈起国学与翻译的关系时，邓世还感慨地说：“今年公布的鲁迅文学奖，翻译奖最终空缺。这也表明，现如今的中国翻译界状况不容乐观，存在着有量无质的现象。其主要原因，就是从事文学翻译的人，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文字表达功力。在这方面，外祖父伍光建先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值得当代青年翻译人士学习。”

　　印象四

　　一门两个翻译家

　　伍光建教书育人，对子女的教育要求也非常严格。邓世还听母亲说，民国初年，母亲与小姨在女子学校读书，伍光建觉得学校的教学水平太差，就在家办起了一个“小型私塾”，自己请来老师给孩子上课。同时，伍光建对子女的品德修养要求也很高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邓世还的三舅伍蠡甫教授（1992年去世），在复旦大学档案馆网站上与于右任、陈望道、周谷城等一同被称为十七位“复旦名人”。伍蠡甫是著名翻译家、美术理论家、文学家、国画家，与其父伍光建一同被称为“中国译坛双子星”。

　　邓世还的母亲在伍光建先生的亲自教导下，有着极好的文学修养，并通晓英语和西班牙语。这种严格的家教也一直延续下来，邓世还说：“还在自己幼年时，母亲就让我读外祖父的文学译作。可以说我是在外祖父翻译的西方文学名著的熏陶下长大的。”1966年至1968年，邓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苏文学研究生班学习，当时的校长就是祖籍江门的陈垣先生。邓世还一直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从事专业基础课教学工作，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40年，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。

　　印象五

　　在沦陷区贫病交加逝世

　　1928年以后，伍光建从天津迁居上海，直到逝世。上世纪30年代伍光建退休以后，专心从事翻译工作。1937年11月，当上海沦陷后，随着商务印书馆内迁，当时以翻译著作为生的伍光建，就没有在上海沦陷区出版过一本译作。在他逝世以后，人们发现，伍光建还留存300万字的遗稿，没有发表，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。正因为如此，当这位著名翻译家于1943年在贫病交加中逝世时，才会有1944年1月重庆政界、文化界人士十分隆重的追悼典礼，于右任、陈立夫、孙科、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，胡适、郭沫若、茅盾、梁实秋、老舍、曹禺、胡风等时在重庆的文化名流，共77人发起追悼，并发表《伍光建先生追悼会缘起》一文，盛赞伍光建崇高的人品节操，称赞他“风骨棱然，有古廉士风”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伍光建当年在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时，曾于任内在两江两广主持洋务。当时，英国军舰曾借故直驶广州海面，卸下炮衣相威胁。伍光建不惧威胁，与英国方面交涉，最终以理服之，《缘起》一文称他“备著勋绩”。

　　邓世还还回忆说，伍光建还曾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。母亲曾告诉过她，当年，在黄兴到上海开展革命活动时，伍光建曾经让邓世还的母亲与小姨都穿着漂亮的旗袍，打扮成贵族小姐模样，为革命党人送过几次“纸条子”。母亲说，两个孩子所做的这一切，其实是伍光建受一位革命党人的委托，让女儿们去做的。　　著名翻译家|公司特聘翻译

　　链接

　　林纾与伍光建：谁是白话翻译第一人？

　　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，三大翻译家分别是严复、林纾和伍光建。严复是伍光建的老师，他翻译的《天演论》等西方哲学经典著作，对推动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，但他的译作还属于古文译书。

　　林纾的翻译成就很大，但由于林纾本人并不通外语，全凭他人口译进行翻译写作。因为没有自主选择作品的能力，故他所译183种（1200万字）小说中只有30多种为一流作家的作品，其他多是西方文学史上二、三流作家的作品，因而在民间虽然广为流传，在文学翻译史上评价并不是很高。

　　伍光建身体力行以新的文字形式即白话文，来介绍西方先进的思潮和文化作品，其白话文翻译的代表作《侠隐记》（即《三个火炝手》）出版于1907年至1908年间，也就是说在出版前的一、二年时间内，伍光建就开始了白话翻译小说，早于“五四”白话文运动至少十年，因此有学者称之为“前瞻式”的白话文翻译。对伍光建的译文，文学界评价也极高。 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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